这是一部有关父子和解与相互救赎的电影。整部电影灰色的色调，弥漫着沉重和悲伤的情绪。

影片开头，以老父亲（高田老先生）的视角讲述了父子间隔阂已久的故事背景，讲述的内容和语气，充满了内疚和自责，老父亲弓着腰坐在海边读信的背影，以及得知儿子（高田健一）生病的消息，望向远方的眼神，孤独而又无助。

整部电影以拍摄云南傩戏《千里走单骑》为故事线，完成了两对父子之间彼此卸下面具之后，在内心深处的看见和理解。正如关公一路单枪匹马、过五关斩六将，终于回到了刘备身边，这条父子之间的和解之路，也走的极为沉重和艰辛。

从完整的电影故事可以知道，尽管老父亲（高田老先生）和儿子（高田健一）早期因为一些事情产生了严重的隔阂，但彼此内心都是惦记着对方的，渴望被对方看见和理解。从意象建构的视角来看，不同的环境、不同的人、不同的应对模式，会产生不同的后果。最初二人面对误会和隔阂，都选择了逃避和隔离的方式来应对，各自回到各自的生活环境里，各自戴上面具，各自麻木而孤独地生活，导致父子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，甚至于十几年断绝来往。儿子将自己内心的孤独和痛苦都压抑了在身体里，抑郁的情绪聚结于肝脏，最终由躯体承受和表达。也正是借由儿子生病，老父亲接受了儿媳的邀请，前往东京探望儿子，终于在现实中迈出了和解的第一步。父子之间的互动，竟要以儿子病重来作为媒介，可见这条和解之路的代价之大。

儿媳给高田老先生一盒录影带，希望老父亲能借此来了解自己的儿子。得知儿子患的是肝癌，希望能替儿子做些什么，老父亲决定不远千里去中国云南，替儿子找李加民完成《千里走单骑》的拍摄。

意象建构注重现实性，强调在现实中合理应对。当高田老先生到达云南丽江，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，语言不通，必须借助于翻译才能和别人沟通，否则就寸步难行。这使得高田老先生第一次意识到，沟通和交流的重要性。拍摄的过程非常不顺利，但高田老先生试着通过各种方式与周围人进行沟通，在当下的环境中调整应对，最终用自己的真诚打动了驻外办事处的官员，通过层层审批得以进入监狱拍摄李加民唱戏。

当李加民因想念自己从未见过面的儿子（七八岁左右）而痛哭流涕无法开唱时，高田老先生感同身受，决定去石头村带李加民的儿子杨杨来监狱看望李加民，帮助他们父子相见，电影由此插入了另一段父子之间的故事。

高田老先生从石头村带杨杨去监狱途中，拖拉机坏在路上，杨杨趁机逃跑，高田老先生在追杨杨的时候两人迷路，在石缝中共同度过了一个晚上。在这个晚上，一个日本老人和一个七八岁的中国孩子，在语言根本无法沟通的情况下，两人用人类最原始的沟通方式，用肢体和情绪进行互动，彼此取得了信任。这使高田老先生对自己和健一父子之间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理解，同时也意识到了杨杨要逃跑的原因。杨杨从出生起，就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，他从来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什么样子的，对于突如其来的安排相见，杨杨作为孩子，内心是惊慌和恐惧的，他无法面对自己内心的惊慌和恐惧，也没有做好准备去面对，所以选择逃跑，拒绝相见。而高田老先生和儿子健一也太久没有相见，甚至连老父亲自己都已经记不起是否曾经和儿子健一拥抱过，也许在健一心中，也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什么样子。当感受到这些，高田老先生也理解了自己儿子为什么不愿意和自己相见。原来自己和儿子健一之间，从来都是隔着冷漠和麻木的面具，从未看到过面具背后有血有肉、会哭会笑的真实的彼此，想被看见，又怕被看见。人物所处的情境变了，身心的感受也会随着变化，这也是意象建构用以调整身心的内容之一。

故事的结尾，健一没有等到父亲从云南回来就去世了，但从健一留给父亲的信中，能够读到健一走时是没有遗憾的，父亲的云南之行，是健一收到父亲最好的礼物，他从父亲的行为中感受了父亲的爱，对父亲压抑的爱得到了流动，而父亲对健一的爱，也得到了表达。

虽然他们没有在现实时空中相见，但他们都在内心深处已经看见了彼此，感受到了彼此灵魂的共振，这才是真爱最浓烈的表达。

影片结尾，呼应开头海边的场景，但是老父亲的形态有了变化，站在海边眺望天地之间的远方，挺拔的背影充满了力量，透过屏幕感受到的是放生和希望。